内容摘要：费孝通提出的“多元一体”思想与语言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双语教育与语言政策方面。20世纪以来，位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及文字文献资料，这些资料为研究高昌地区的语言使用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机会。因此，通过“多元一体”的思想去论述麴氏高昌国语言使用情况，能够补充“多元一体”思想与语言本身的研究，进一步论证新疆各民族同胞在语言使用上受到“多元一体”的影响与制约。

关键词：多元一体；民族语言；语言使用

 高昌故城

麴氏高昌国从建立以来，一直是一个以汉民族为统治者的多民族政权，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汉民族主要来源于屯田的士兵和战乱逃亡到这一地区的汉民族的后裔。根据现有文献记载和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文物及文字文献材料，可以发现麴氏高昌国在实际的语言使用过程中存在汉民族兼用非汉语和非汉民族兼用汉语，并且汉语在多民族语言的交流、交往与交融过程中占有优势地位的现象。这一现象证明了在麴氏高昌国时期，汉民族与其他民族在语言的使用上存在着交流、交往与交融，也体现了汉语言文字是当时当地多民族地区政权的主要语言和文字，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选择，是“多元一体”格局的有力证明。

 一、“多元一体”与语言研究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概念由费孝通首次提出。费孝通提出的“多元一体”思想为理解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民族关系和语言关系提供了指导。

国内关于“多元一体”与各民族语言的研究最早可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与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滕星1996)。这篇文章以“多元一体”思想与民族双语教育的关系问题为切入口，对“语言融合主义”和狭隘的“语言民族主义”进行了驳斥，为国内民族双语教育给出了理论上的指导。但是，这篇文章并没有直接论述“多元一体”与语言的关系，仅仅将双语教育作为论述的一个引子，所以对于“多元一体”思想与语言本身的关系研究还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随后的《多元一体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戴庆厦2002)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有一定的相关性，并且将研究的视角深入到语言影响和语言使用两个层面，主要论证了“多元一体”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形成和发展的制约作用。但是，这篇文章所论述的角度较为宏大，对于其中具体的语言影响和语言使用论述还可以深入挖掘，为新的研究提供思路和视角。

通过对现有研究文献进行整理，发现最近几年关于“多元一体”思想和语言的关系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延续滕星的“多元一体”思想与民族双语教育的关系，这部分的研究将焦点集中在民族双语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以及针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策略，对于民族双语教育的发展与进步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例如王洪玉(2004)、金家新(2009)、兰英(2009)、滕星(2011)、阿尔斯兰(2011)、杨娜尔旦(2018)等：二是讨论“多元一体”思想与语言政策的关系，这部分研究不仅系统地梳理了语言文字工作规划纲要，同时还围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多元一体”思想的关系进一步阐释，对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工作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例如道布(2010)、蒋颖(2010)、赵生辉(2012)、肖荣钦(2013)、沈海英(2015)、赵蓉晖(2016)、韩雨默(2023)、孙国军(2023)、张文生(2023)等；三是延续戴庆厦他们讨论的“多元一体”思想与语言的关系，这类研究从语言现象入手，探讨了“多元一体”思想对语言使用和语言影响的重要意义，例如田鸿燕(2009)、周英惠(2024)、赵平(2024)等。

根据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关于“多元一体”思想与语言的相关研究，国内主要集中在双语教育与语言政策两个方面，关于语言使用的讨论在学术界稍显不足。因此，通过延续“多元一体”思想与语言使用的相关研究，将研究视角集中在麴氏高昌国时期当地各民族居民的语言使用情况，去论证语言关系“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多元”和“一体”之间是有机结合的，它们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和内涵共存。除此之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所使用的共同语，构成了以现代汉语为主体，与方言、民族语言相互交流、交往与交融的格局。麴氏高昌国的语言使用情况体现出的交流、交往与交融为中华民族共同语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论证。

 高昌故城遗址建筑

二、麴氏高昌国的语言使用

(一)麴氏高昌国概述

高昌国的大致范围在现在的吐鲁番市东南方向大约40千米的地方，因其“地势敝，人遮昌盛”①而得名。高昌本来是原来车师前部的属地，在汉王朝统一西域以后就已经开始设置戍己校尉屯驻，可以证明汉民族在当时就已经进驻此地。从戍己校尉的屯田将士及其家属们定居高昌壁开始，到内地百姓通过河西走廊逃难到高昌以后，车师前部东境的高昌就成了汉人的聚居地，从事游牧的车师人则退居到西部的交河城周围。这也为高昌王国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政权形式奠定了基础。327年，前凉于此置高昌郡，管辖现在整个吐鲁番地区。以后的后凉、西凉、北凉都曾设置太守对此进行过有效统治。

 《魏书》书影

《魏书·高昌传》①有“世祖时，有阚爽者自为高昌太守”和“蠕蠕以阚伯周为高昌王，其称王自此始也”的记载。后世有研究者便将阚伯周称王作为高昌王国正式成立的标志，这与苗普生等所整理的《新疆史纲》“沮渠无讳即在高昌称王，建立起了北凉流亡的小王朝，这也是高昌地区统治者称王之始”的记载略有不同。但是二者都承认，阚伯周为高昌王，是汉族割据政权在西域正式建立的标志。鉴于此，笔者以阚伯周称王作为高昌王国的开始，来分析讨论高昌王国的源流与麴氏高昌国的语言使用情况。

高昌王国经历了阚、张、马、麴四任统治。其中麴嘉称王以后，子孙相继十代，共140余年，史称“高昌麴氏王朝”。与其他三任相比，麴氏是四任中统治高昌地区最长的王朝，且社会逐步稳定，因此分析麴氏高昌国的语言使用情况，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学理性。

在麴氏统治高昌地区初期，麴氏统治者麴嘉，自称王便开始向中原王朝乞求归附、内迁，并且承认中原王朝的管辖，受中原王朝的册封。《魏书·高昌传》有相关记载①:“熙平元年，嘉遣兄子，私署左卫将军、田地太守孝亮朝京师，仍求内徙，乞军迎援。”“延昌中，以嘉为持节、平西将军、瓜州刺史、泰临县开国伯，私署王如故。”直至中原王朝统治者回复麴嘉①:“恶徙重迁，人怀恋旧，今若动之，恐异同之变，爰在肘腋，不得更如来表。”自此之后，麴嘉才打消内迁的想法。但是，麴嘉依旧没有停止向中原王朝靠齐的心理，“正光元年，肃宗遣假負外将军赵义等使于嘉。嘉朝贡不绝，又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變以为博士，肃宗许之”。①据此可以证明，麴氏高昌王国在统治高昌地区的最开始就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也为麴氏高昌国以汉语言文字作为主要交流语言文字奠定了基础。

同时，由于高昌长期臣属于突厥等民族，离西突厥汗国的政治中心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很近，往来于高昌的突厥官吏很多，迁居于高昌国四周山地的突厥牧民也不少。因此，尽管高昌国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政权，但在当地也流行突厥语、穿突厥人的服装，甚至婚俗也往往按突厥人的方式进行。例如《隋书·高昌传》云②:“坚死，子伯雅立，其大母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从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从。”虽然有学者认为麴氏续娶“大母”不是受到逼迫(李志敏1998)，但是依旧可以论证麴氏王族曾经有按照突厥婚俗进行过婚嫁。

因此，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出，<span leaf="" data-pm-slice="1 1 ["para",{"tagName":"section","attributes":{"data-role":"outer","label":"Powered by 365editor","style":"font-size:16px;","data-pm-slice":"0 0 []"},"namespaceURI":"http://www.w3.org/1999/xhtml"},"para",{"tagName":"section","attributes":{"class":"KolEditor","draggable":"false","data-tools-id":"44114"},"namespaceURI":"http://www.w3.org/1999/xhtml"},"para",{"tagName":"section","attributes":{"style":"display: flex; justify-content: center; align-items: center;"},"namespaceURI":"http://www.w3.org/1999/xhtml"},"para",{"tagNa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