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部制度作为一种早期阶段的组织建制，广泛存在于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北方民族之中。在北方民族史的传统研究范式下，八部制度研究常被割裂为几大板块进行专题研究，只注重八部制度在民族内部的演变状况，从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性。专注于剖析北方民族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内亚史观，恰可弥补以往八部制度研究中的局限性。本文以内亚史视角对古代各北方民族的八部制度进行考察，分析各民族八部制度之间的关联性。

《后汉书》书影

（一）匈奴八部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记载，随着匈奴内部矛盾的激化，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匈奴右薁鞬日逐王比“敛所主南边八部众四五万人”内附东汉。次年，“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故欲袭其号”。由此可知，呼韩邪单于在部领南边匈奴及乌桓部落时，不仅将其划分为八部，且各置大人进行统治，这已经初具后世北方民族八部制度的雏形。

（二）拓跋鲜卑八部

拓跋鲜卑兴起于东北，后于今蒙古地区建立北魏政权，故列于此。拓跋邻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分别为纥骨氏、普氏、拔拔氏、达奚氏、伊娄氏、丘敦氏、侯氏，再加帝室拓跋氏，共为八族，这构成了拓跋鲜卑八部的起源。马长寿认为，“七分国人”是将原来的七个异姓部落酋长更易为帝族宗室以加强统治，说明八部制度在此之前就已产生。拓跋邻在位时间为3世纪初，则拓跋鲜卑实行八部制度不晚于3世纪初。

北魏建立后，八部制度进一步与汉族官僚制度相结合。天兴元年（398年），“置八部大夫、散骑常侍、待诏管官。其八部大夫于皇城四方四维面置一人，以拟八座，谓之八国”。东汉以尚书令、尚书仆射与六曹尚书合称“八座”，北魏置八部大夫比拟八座，表明拓跋鲜卑八部制度与汉族官僚制度相结合的趋向。天赐元年（404年），“以八国姓族难分，故国立大师、小师，令辩其宗党，品举人才……比今之宗正”，仿魏晋九品官人法对八部制度进行改革。神瑞元年(414年),“置八大人官，大人下置三属官，总理万机，故世号八公云”,晋代以太宰、太傅、太保等合称“八公”,北魏以八大人官比拟八公之制，表明八部制度的进一步封建化，同时也反映了其正在逐渐淡化出历史舞台。

（三）蒙古八部

蒙古民族实行八部制度的部落主要如下：

黑车子八部。辽太祖称汗元年(907年),“征黑车子室韦，降其八部”。关于黑车子室韦的族源问题，一般认为黑车子室韦即室韦之一种，但也有学者不认同此说。即使黑车子非源出室韦，其必是北方民族之一种，属于北方民族广泛实行八部制度的例子。

塔立斤八族。《新元史·速不台列传》中记载：“速不台，兀良合氏。兀良合为塔立斤八族之一”。

鞑靼八部。《明实录》记载，天启六年(1626年)经略高第会同总督王之臣疏言：“虎墩兔(明末鞑靼部首领)为八部酋长，素称狡黠，观其不饵奴贿，终为中国藩篱，可谓忠顺矣。”

和硕特八部。《清史稿·藩部列传》中记载：“鄂齐尔图汗弟自衮布察珲无嗣外，余八人皆居青海，故其裔称和硕特八台吉。”

察哈尔八部。宝音初古拉指出，察哈尔八部分别为兀鲁特部、敖汉部、奈曼部、苏尼特部、乌珠穆沁部、蒿齐特部、克什克腾部、阿喇克绰特部，各部以大台吉为单位而相互独立，其中阿喇克绰特部实力最为雄厚。察哈尔八部在皇太极时期纷纷归附后金。林丹汗时有所谓“八大斡耳朵”之称，似与察哈尔八部存在一定联系。

（四）乌梁海八部

清代唐努乌梁海地区分布有所谓乌梁海八部。据《清史稿·藩部列传》记载，道光十八年（1838年）“以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车林多尔济奏科布多参赞大臣管理乌梁海八部落，地方辽阔，多兴讼端，允增置帮办大臣”。

《宋史》书影

（一）西突厥八部

《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显庆二年禽贺鲁，分其地，置都护府二，都督府八，其役属诸胡皆为州。”在少数民族部落建制的基础上建立府州，是为轧阀制度之一种，唐朝在西突厥故地设置的八个都督府应是建立在西突厥原有部落数量基础之上的，由此可推测西突厥内部存在着八部之分。

（二）党项八部

《旧唐书·党项羌列传》中记载的党项八部分是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禽氏、拓跋氏。

羌族也存在八部建制的情况。吴天墀在阐述党项族源问题时，提到党项出自羌族八部之一，由此可推测党项的八部制度与羌族存在着关联性。

藏才八族是分布于北宋丰州（今陕西府谷西北）及金西京道（治今大同）境内的各项部落。《宋史·外国列传》中记载，咸平二年（1999年），“藏才八族大首领皆赏罗等来献名马”

府州八族是分布于北宋府州（今陕西府谷）一带的党项部落。《宋史·外国列传》中记载，咸平六年（1003年），“府州八族都校明义等言，屡于麟州届野川击继迁，及缘边六七栅防遏，皆有克获”。《宋史·张齐贤列传》中记载，景德二年（1005年），吏部尚书张齐贤上疏称李继迁“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胁制贺兰山下帐族”。

（三）藏族八部

藏族实行八部制度的部落主要如下：

温溪心八族。《宋史·范万禄列传》中记载，吐蓄首领“阿里骨酷暴且病，温溪心八族皆思内附”。

西蕃八部。《宋史·真宗本纪》中记载，咸平六年“原、渭等州言西蕃八部二十五族纳质来归”，刘建丽认为西蕃八部是指活动于仪州（今甘肃华亭）一带的延家八部。

延蒙八部。《宋史·外国列传》中记载，淳化五年（994年）“仪州八族首领逋波鵄等侵夺地土”，咸平二年“以仪州延蒙八部首领渴哥领化州刺史，首领透逋等为怀化郎将”。

环湖八部。《清史稿·德宗本纪》中记载，光绪七年（1881年）“赏附居青海番众八族青稞岁八百余石”，《清德宗实录》中同载：“赏青海附住番众刚咱等八族每年青稞八百四十八石”，可知《清史稿》所述“番众八族”是指包含刚咱族在内的青海族群。刚咱族是藏族部落之一，咸丰八年（1858年）西宁办事大臣福济奏准将移入河北的八个游牧部落安置于西藏环湖地区，即“环湖八部”，分别是千布录、刚咱、汪什代克、都受、完受、曲加洋冲、公洼他尔代、拉安。可知《清史稿》所载青海番众八族即环湖八部。

（四）月脱古思八部

《元史·世祖本纪》中记载，至元十七年（1280年），“给月脱古思八部屯田牛具”。周良霄认为，“月脱古思”应贯专名号，是为族称，李幹认为月脱古思是畏兀儿民族的一支。今咸海和里海以北地区，9—11世纪分布有名曰“古思人”的游牧民族，蓝琪认为是北突厥人的一支，至于其与《元史》中所记载的“月脱古思”有无关联，尚待考证。

《清史稿》书影

（一）慕容鲜卑八部

慕容鲜卑存在八部制度的情况主要见于后燕和北燕政权。光始二年（402年），慕容熙“引见州郡及单于八部耆旧于东宫，问以疾苦”,可知慕容鲜卑的八部制至晚出现于5世纪。高然据范亨《燕书》“左部民得紫壁以献”等记载，认为后燕慕容氏的八部分为东、西、南、北、前、后、左、右八部。高氏另据《晋书·冯跋载记》“太常丞刘轩徙北部人五百户于长谷”及高闾《燕志》“有司奏右部王荀妻产妖”等记载，认为北燕慕容氏同样存在东、西、南、北、前、后、左、右八部。此说虽较牵强，但足以说明慕容鲜卑存在八部制度的情况。

（二）契丹八部

据《魏书·契丹列传》中记载，契丹八部分别是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后来，“奇首八部为高丽、蠕蠕所侵，仅以万口附于元魏。生聚未几，北齐见侵，掠男女十万余口。继为突厥所逼。寄处高丽，不过万家。部落离散，非复古八部矣”。

唐初，大贺氏逐渐强盛，契丹复“分为八部”，分别是达稽部、纥便部、独活部、芬间部、突便部、芮奚部、坠斤部、伏部。贞观三年(629年),“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都督，分八部”,在契丹八部基础上置州羁縻，依上述八部顺序依次为峭落州、弹汗州、无逢州、羽陵州、日连州、徒河州、万丹州，伏部分为匹黎、赤山二州。这些州名与古八部的名称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可见二者之间的联系性。后来“大贺氏中衰，仅存五部。”

唐玄宗时期，契丹进入遥辇氏联盟时代，“时契丹因万荣之败，部落凋散，即故有族众分为八部”。据《辽史·地理志》记载，八部分别为旦利皆部、乙室活部、实活部、纳尾部、频没部、内会鸡部、集解部、奚嗢部。此后，“涅里相午阻可汗，分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并前八部为二十部”,契丹的八部制度自此结束

(三)粟末靺鞨八部

《辽史·地理志》中记载，“隋开皇中，粟末靺鞨与高丽战不胜，厥稽部长突地稽率八部胜兵数千人，自扶余城西北举落内附。”关于突地稽所率八部名称，《北蕃风俗记》中记载为忽使来部、窟突始部、悦稽蒙部、越羽部、步护赖部、破奚部、步步括利部。据《金史·兵制》载：“所谓渤海军，则渤海八猛安之兵也”，渤海“八猛安”之制正是粟末靺鞨八部制度在渤海国兵制上的反映，是粟末靺鞨民族八部记忆的表现。

（四）敌烈八部

敌烈部落早年居住于漠北草原，辽圣宗时期部分被迁徙至蒙古鄂尔浑河上游一带，属东北地区，故列于此。《辽史·圣宗本纪》中记载，统和十五年（997年）“敌烈八部杀详稳以叛”。开泰三年（1014年）“八部敌烈杀其详稳稍瓦，皆叛”。次年“枢密使贯宁奏大破八部迪烈得”。历史上，敌烈部落与蒙古诸民族交往频繁，其八部制度与蒙古应存在联系性。

（五）颇里八部

颇里八部主要分布于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俄罗斯境内伯力城一带。《辽史·百官志》中记载有“婆离八部大王府”；辽重熙十七年（1048 年），“于越摩梅欲之子不葛一及婆离八部夷离堇虎等内附”；辽大安十年（1094年），“颇里八部来侵”；辽寿隆元年（1095年），“颇里八部来附，进方物”，次年，“颇里八部进马”。颇里八部曾以属国身份臣服于契丹，受后者文化影响程度之深可想而知，故可推测其八部制度与契丹存在一定的联系性。

（六）满洲八部

早在女真时代有所谓“建州女真八部”之说，王钟翰指出八部分别是苏克素护河部、哲陈部、完颜部、浑河部、董鄂部、鸭绿江部、讷殷部、珠舍里部。1636年改称满洲后，又有所谓“满洲八部”之称，孙进己认为分别是满洲、苏克苏浒、浑河、王甲、董鄂、哲陈、讷殷、鸭绿江。八旗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与八部制度存在紧密关联，是为满族八部制度的记忆遗存。

《辽史》书影

以内亚视角对八部制度进行研究可以看出，八部制度作为一种基础性的社会组织与政治架构，其并非孤立的现象存在，而是广泛持久地存在于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满洲等诸多北方民族之中。该现象的出现受多重因素影响，而内亚因素的延续性特征则是主要原因。内亚因素具有延续性的特征，这一特征构成了北方民族实行八部制度的历史文化传统，自先秦时期至明清时期，自东北地区至中亚地区，各北方民族普遍实行八部制度，且各民族八部制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

作者：杨长红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生

此文刊载于《丝路百科》杂志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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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审校：《丝路百科》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