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济武宁王陵甬道及墓室

汉唐时期是东亚文化圈形成的重要时期。中国作为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地区，其完备的典章制度、丰富的物质文化促进了当时东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与繁荣。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676年以后称为统一新罗)和日本列岛的倭政权频繁遣使、派遣留学生或学问僧到中国学习先进的制度和文化。这些人返回时带走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典籍和器物，不但改变了当时这些国家的社会生活面貌，而且促进了上述区域律令制国家的形成。时至今日，来自中国的器物大量出现在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统一新罗)地区和日本列岛。其中，韩国出土的两晋至隋唐时期中国陶瓷器见证了这一时期半岛南部与中国交往的历史画面。

汉唐时期，朝鲜半岛南部存在着百济、新罗(统一新罗)和加耶，其中百济主要位于今韩国西南部，新罗主要位于今韩国东南部。

百济国史

目前，朝鲜半岛南部发现的来自中国的陶瓷器最早是西晋时期的釉陶器，两晋一隋唐时期的陶瓷器在百济、新罗(统一新罗)和加耶地区均有发现。其中，以首尔市的风纳土城，忠清南道的公州市、扶余郡，庆尚南道的庆州市、金海市等地点较为集中。出土的陶瓷器中有低温釉陶和瓷器，低温釉陶又可以分为单色釉陶和唐三彩。单色釉陶目前只见于百济地区，主要遗迹有首尔市梦村土城和风纳土城、忠清南道洪城郡神衿城和公州市水村里墓群、全罗南道扶安郡竹幕洞祭祀遗址等。器型有褐釉钱纹罐、褐釉陶瓮、黑釉钱纹瓮、黑釉菱形纹瓮、黑釉陶壶、黑褐釉陶罐等。其中，褐釉钱纹罐、褐釉四耳瓮、黑釉钱纹瓮、黑釉菱形纹瓮的时代大体为西晋，黑釉陶壶、黑褐釉陶罐的时代大体为东晋南朝。

瓷器在百济、新罗(统一新罗)、加耶地区均有发现。主要遗址有江原道原州市法泉里墓群，京畿道抱川市自作里遗址，利川市雪峰山城，鸟山市水清洞遗址，河南市甘一洞墓群，首尔市风纳土城、梦村土城、石村洞墓群，忠清南道公州市武宁王陵、公州水村里墓群，天安市花城里遗址、天安市龙院里墓群，扶余郡竹幕里遗址、扶余郡东南里遗址、扶余郡官北里遗址、扶余郡陵寺、扶余郡扶苏山城、扶安郡竹幕洞祭祀遗址，保宁市圣住寺，庆尚北道庆州市雁鸭池、月城、王京遗址、九皇洞、东川洞遗址、皇南洞376号遗址、朝阳洞遗址、萝井遗址、拜里遗址、皇龙寺、芬皇寺、味吞寺、皇南大冢，釜山市福泉洞墓群，全罗北道益山市王宫里遗址、益山弥勒寺、益山市笠店里墓群，南原市月山里墓群、高敞郡凤德里墓群，全罗南道丽水市鼓乐山城等。器型主要有青瓷鸡首壶、黑釉鸡首壶、青瓷羊尊、青瓷盘口壶、黑釉盘口壶、莲花纹碗、青瓷莲花尊、青瓷有盖四系罐、青瓷有盖六系罐、褐釉盘口壶、青瓷碗、青瓷砚、白瓷辟雍砚、白瓷碗、白瓷罐等。表面纹饰有水波纹、莲花纹、弦纹、飞天纹、忍冬纹、圆圈纹等。可以确定的窑口既有南方的越窑、德清窑、长沙窑等，也有北方的巩义窑、邢窑、定窑等，还有一些陶瓷器的窑口需要进一步确认。

唐三彩只见于统一新罗时代的遗迹，主要发现于庆州地区，包括庆州雁鸭池、王京遗址、月城、皇南洞376号遗址、东川洞遗址、萝井遗址、九黄洞苑池遗址、朝阳洞遗址、皇龙寺、芬皇寺、味吞寺，忠清南道保宁市圣住寺等。主要器型包括三足炉、三彩埙等。出土唐三彩的多数遗迹也出土有越窑、邢窑、定窑的瓷器。

出土中国陶瓷器的遗迹以当时的王都地区为中心，包括王宫、池苑、重要的山城或聚落遗址、高等级居住址、官营手工业作坊遗址、王室墓室或大型墓葬、与王室关系密切的佛寺和祭祀遗址等。上述遗迹的服务对象包括王室成员、高等级贵族、地方首领、高级僧侣等，因此可以认为，这些来自中国的陶瓷器在当时应该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属于特权阶层拥有的高等级器物，绝非一般居民可以拥有。以墓葬为例，出土中国陶瓷器的墓葬具有一些共同点，如墓葬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墓葬位置优越或位置开阔或地势较高、墓主人包括王族成员或高等级贵族以及地方首领等，如百济武宁王陵、新罗皇南大冢、釜山福泉洞墓群等。

这些中国陶瓷器传入韩国的时间，特别是早期单色釉陶器传入的最初年代，目前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大体在西晋时期。这些单色釉陶器仅发现于风纳土城及其附近的高等级墓群、地方性的重要城址或大型墓葬，数量不多。从百济的风纳土城等遗迹出土的西晋时期单色釉陶器来看，由于当时百济和西晋王朝并没有直接的官方交往，这些釉陶器可能是通过民间交往的方式获得的。两晋一南北朝时期，百济地区发现的中国陶瓷器较多，新罗和加耶地区发现的较少。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既与百济的地理位置关系密切，即百济位于韩国的西南部，与东晋南朝交往时地理位置比较便利，又和百济向东晋南朝频繁遣使、仰慕东晋南朝发达的文化有关。东晋南朝面对百济这种“四夷来朝”的局面不但欣然接受，而且对百济使臣的赏赐物品也比较丰厚。百济在诸多方面表现出深受东晋南朝文化影响的现象，如武宁王陵的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宋山里6号墓发现的“梁官瓦为师矣”铭文砖，武宁王陵陵园29号墓发现的“造此是建业人也”铭文砖等。

三足炉

进入统一新罗时代后，韩国出土的中国陶瓷器中出现了唐三彩，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出土地点主要在庆州及其附近区域，瓷器的来源也更加多元，除了东晋南朝时期常见的越窑、德清窑、瓯窑之外还出现了长沙窑、巩义窑、邢窑、定窑等的瓷器。整体而言，韩国发现的东晋南朝—隋唐时期的陶瓷器数量明显增多，器型也更加丰富。这一时期，百济、新罗(统一新罗)与中国的交往特别是官方交往增多的同时，民间的交往也比较活跃。出土品中发现有精美的越窑青瓷、德清窑黑釉瓷器、瓯窑的点彩青瓷、巩义窑唐三彩、邢窑及定窑白瓷，这在当时的中国也属于彰显身份和等级的重要器物。

由此可知，这一时期发现的中国陶瓷器通过官方交往，如赏赐或赠予等方式获得的可能性较大，这些交往的人群主要包括派遣的使臣、留学生、学问僧等。

统一新罗时代，新罗王室频繁向唐朝派遣大量的遣唐使、留学生和学问僧，其中不乏王室成员，如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新罗王室成员金春秋携子金文王等出使唐朝，受到唐太宗的召见，允许其参观国学(国子监)并赏赐御制温汤晋祠碑并新修《晋书》等，金春秋受封特进，金文王受封左武卫将军。金春秋回国后继承王位，实行了一系列与唐朝制度有关的改革措施。唐高宗即位后，封金春秋为乐浪郡王、新罗王，加授开府仪同三司。金春秋在位期间，新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金春秋成为新罗历史上有名的太宗武烈大王。

崔致远(857—?)，王都沙梁部人，12岁入唐求学，初在都城长安就读，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进士及第，出任溧水县尉，后入淮南节度使高骈幕府，为幕府都统巡官。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崔致远返回统一新罗，之后又作为使臣出访过唐朝。崔致远留唐期间，谦和恭谨，文采过人，名动一时，有《桂苑笔耕》等传世。高丽王朝时期，崔致远被追封为文昌侯。

义湘(625—702年),新罗鸡林府人，出生于新罗王族家庭，少年出家为僧，因仰慕唐朝佛教兴盛，曾前往中国求法，在华严二祖智俨大师门下求学问道。后返回新罗，有弟子3000多人，成为韩国华严宗的始祖，创建了华严寺、海印寺、梵鱼寺等“华严十刹”，成就了中韩佛教界交往的一段佳话。

关于两晋一隋唐时期中国陶瓷器传入韩国的路线，我们可以从汉唐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流路线中得到启示。依据陆路、海路以及路线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三条。北方海陆相辅，即辽西、辽东到朝鲜半岛的陆路和山东半岛出海的海路。实际上，陆路并不容易利用，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472年)，百济使者到平城朝贡后，返回时选择从陆路归国并未实现。南方海路独秀，即长江口出海的海路。百济与中国交往时，主要选择海路。海上航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韩国中部或西部海岸港口出发到达中国长江口沿岸港口，另一条是从韩国的唐恩津出发抵达中国山东半岛附近，沿东海岸南下入长江到达南京。

新罗和加耶分别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与东晋南朝交往时，通过海路绕道朝鲜半岛西南部海岸或直接从朝鲜半岛南部海岸到达长江口，其间还发生过新罗使臣跟随百济使者到达南朝的事情：与北朝交往时，则是绕过朝鲜半岛南部海岸到达山东半岛。统一新罗时代，由于半岛南部地区已经统一，在与隋唐交往时，往往是从朝鲜半岛西南部或中部港口出发，到达山东半岛或长江口沿岸港口。

中国陶瓷器的大量输入，在丰富朝鲜半岛南部百济、新罗(统一新罗)、加耶地区社会生活的同时，也促进了上述区域制陶技术的发展与进步。百济熊津时期(475—538年)，扶余郡守里遗址发现了模仿中国青瓷虎子烧造的灰陶虎子；泗泄时期(538—660年)，还出现了模仿六朝陶瓷烧造的铅釉陶器。统一新罗时代出现的纹饰精美的釉陶器和三彩器则与从中国传入的唐三彩关系密切。

回望历史，中韩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在汉唐时期东亚文化圈的形成时期，中国不断完善的政治制度、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不断推动东亚区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持续发展与进步，其间中国陶瓷作为物质文明的一个缩影，引领并见证了当时中韩文化交流的盛况。